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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問）哈佛大學宋怡明：東西方之間存在“文明的沖突”嗎？

　　中新社華盛頓12月5日電　題：哈佛大學宋怡明：東西方之間存在“文明的沖突”嗎？

　　中新社記者 沙晗汀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歷史教授，著名明清及中國近代史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十幾歲的宋怡明機緣巧合來到中國教授英文，在特殊時期的這段特殊經歷讓他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之后，他開始學習中文、學習中國歷史，先后就讀于多倫多大學、牛津大學，走上了一條研究中國的學術道路。其間，宋怡明多次到訪中國，深入田間地頭調查研究，著有《實行家族：明清家族組織研究》《冷戰島：處于前線的金門》等。

　　近日，宋怡明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回顧了他與中國的淵源，也分享了他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思考。作為一名西方的中國專家，宋怡明認為東西方之間并不存在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沖突”，東西方社會、民眾之間的共性遠大于不同。宋怡明相信，“我們作為人類所擁有的相通的東西遠遠超過因為我們出生地不同而帶來的不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加拿大人，如何產生對中國的興趣并決定將研究中國作為畢生事業？

　　宋怡明：我一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我剛高中畢業，想要去國外做點有趣的事情而不是直接讀大學。我嘗試在全世界尋找機會，寫了幾百封信，最終幸運地獲得了在武漢教英文的工作。于是，只有17歲的我來到武漢，在那里待了幾個月。當時的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處在驚人變遷之時，空氣中洋溢著強烈的興奮之情，我被深深吸引了。當時的我并不會講中文，拿著一本新華字典，通過徒步、搭便車、坐卡車等不同方式去了中國很多地方。我對中國產生了很大興趣，想要關注這個國家的發展和變遷。在我回到加拿大上大學后，開始學習中文，后來決定研究中國歷史。

　　對我而言，將研究中國作為事業并不是有意的計劃，只是我非常幸運在中國經歷變遷的特殊時期對中國產生了興趣，所有的故事就從那里開始了。

　　中新社記者：您曾提到，博士期間最重要的一段學術經歷是來到中國福建農村做田野調查。為什么對您而言這段經歷如此重要？

　　宋怡明：當時為了收集材料，我來到福建，住在當地村莊的祠堂里。從學術角度而言，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去到歷史發生地的重要性。通常歷史研究者都在圖書館和檔案館里做研究，而如果來到歷史真實發生的地方，會對歷史如何發生發展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這一體會一直指引了我之后的歷史研究工作。

　　從個人層面而言，在中國農村跟這些農民住在一起、一起吃飯、喝酒，了解他們當下的生活和他們的歷史，讓我跟其他中國學者（相比）有了非常不一樣的經歷和視角。從跟他們的日常聊天中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包括他們的興趣、關切，面臨的挑戰等。這對我個人有著深遠影響，加深了我對現代中國和中國歷史的興趣。

　　中新社記者：您曾說過，在研究歷史問題時，更傾向于從微觀視角探索宏觀問題。您覺得中國普通百姓自古以來的特點是什么？跟西方有什么異同？

　　宋怡明：大部分歷史學家在講述歷史時都是通過貴族、上層社會或者國家的視角。當從普通百姓的角度看待歷史時會有非常不同的樣態，所以我一直致力于通過微觀視角研究歷史。在我看來，研究歷史的本質是搞清楚在那個年代背景下的人們是如何思考、作決定的，并且意識到與現代人的不同。實際上，當這樣比較的時候，我發現古代的人們和現代的人們沒有那么多不同，東方和西方的人們之間也沒有那么多不同，大家在本質上都有著同樣的人性。這也正是研究歷史的有趣之處。當我們研究生活在中國古代的人們，當中國人研究歐洲古代的人們，當大家今天研究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們時，都可以發現這種相似性。

　　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是關于明朝的軍戶制度。這些軍戶每個家庭需要派一個人去參軍。我們可以把參軍當成交稅，軍戶需要參軍，他們愿意交這個“稅”，但他們也想采取措施減少不確定性、降低風險。實際上，他們對于參軍這種“稅”的想法跟我本人看待交稅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希望知道我要交多少稅，不想交多于需要的稅，我希望交的稅是公平的。當然，我現在給美國政府交的稅與明朝永樂年間軍戶派人參軍是很不一樣的，但我認為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跟我實際上是非常相近的。

　　在我看來，不同文化的人們盡管講著不同語言、面對不同環境，但本質上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文化、文明是由不同傳統塑造的，但這些傳統并不是自動地影響我們的選擇和塑造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選擇不完全受傳統控制。歸根結底，人性是相同的。

　　中新社記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觀點認為，未來全球的主要沖突將在不同文明之間進行。您認為東西方文明之間存在沖突嗎？怎樣增進不同文明間相互了解？

　　宋怡明：簡單地回答是不是的，我認為文明沖突理論是沒有意義的。亨廷頓是很好的學者，但對于文明沖突論，我認為是基于對社會如何運轉的根本性錯誤認知。人類社會當然存在沖突，但認為不同文明之間尋求不同東西，顯而易見證據是不足的。一種文明并不只有一個聲音、一種行為方式。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中，列舉了幾種文明間的沖突，其中一個是在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美國確實和伊斯蘭世界中的一些群體存在沖突，但不能說整個伊斯蘭世界都與美國、西方價值觀存在沖突。當今社會的很多差異與不同國家最近幾百年的做法更加相關，我不認為這些差異是歷史性的、文明間的差異。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職業的意義就是讓美國和英語國家更好地了解中國。在我看來，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沒有根本障礙，但這只是從樂觀角度看待人性的結論。事實是，人們對于未知的事物通常會感到害怕并且給予負面回應，但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我一直支持民間外交，也非常相信只要人們可以見面，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想說我現在的很多學生，如果他們去到中國，會對中國有更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之后在美國成為商界、政界領袖，他們的中國經歷會有利于美中關系發展。這種人文交流在當下有意義，對未來同樣有影響。

　　中新社記者：費正清作為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專家之一，曾經在讓美國社會了解中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中心之一，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會在增進中美交流中扮演怎樣角色？

　　宋怡明：在當今時代，費正清研究中心可與各領域的專家合作，讓政界、商界、科技界等人士更好地了解當前的中國。我們最重要的職責是讓政府意識到學生學習知識是有益的。無論美中關系未來如何發展，讓美國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了解美國，對于兩國而言都是有利的。第二，我們可以作為兩個社會之間中立的、科學的、客觀的觀察者，這對于美中都適用。當美國學者講述某些關于中國的議題時，他們并不代表美國政府，而是基于他們的研究成果。現在像包括費正清研究中心在內的很多中國研究中心都面臨同樣的艱難境遇，一些中國人會認為我們代表美國政府，一些美國人則認為我們受到了中國政府影響、代表了中國的觀點。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美關系處在關鍵時期。今年，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赴美簽證被拒，包括哈佛等名校學生。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宋怡明：當前美中在教育領域的關系處在關鍵時期。雙方學界間的交流遭到了阻斷，中國主要由于應對新冠疫情而采取措施，美國則是出于安全考慮。美國在管理知識產權、敏感科技方面應該做得更好。針對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系等就拒絕簽證的做法是錯誤的。

　　我希望美中兩國關系可以改善，我們之間在很多領域有著共同利益，包括氣候變化、經濟繁榮等。我們需要尋找改善關系的途徑，我相信教育在這其中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