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基本內涵，可以用毛澤東同志的兩次講話來詮釋。其一是1944年3月22日他在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號召全邊區各級黨組織辦報：“這樣來辦報，全邊區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頁。]其二是1948年4月2日《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他指出，報紙工作應該堅持群眾路線，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辦報和辦別的事一樣，都要認真地辦，才能辦好，才能有生氣。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頁。]

　　毛澤東同志的這兩次講話包含對“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兩個方面的理解。前一個講話是從辦報規模來論述，重點在于要“辦”，擴大黨報數量規模，形成黨報的集群影響力；后一個講話是從辦報方針來論述，重點在于“怎么辦”和“誰來辦”，要求全黨和全體人民群眾參與到黨報工作中來，把報紙辦好，辦得有生氣。

　　1941年《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當時存在一個突出現象：在延安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幾乎不可能被安排在頭條，而在國外發生的很多司空見慣的事情卻常常被放在頭條。這種做法被認為是報紙空談，嚴重脫離了現實，因此，黨報根本無法實現指導工作的任務。毛澤東同志對其改版的思路是聯系群眾，即以報紙內容的接近性吸引群眾，達到指導群眾抗戰的作用。他指出：“本地消息，至少占兩版多至三版。排新聞的時候，應以本地為主，國內次之，國際又次之。對于外地與國際消息，應加以改造。對新華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應摘要，有些應印成小冊子。不是給新華社辦報，而是給晉綏邊區人民辦報，應根據當地人民的需要（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眾，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頁。]改版后的《解放日報》把版面編排順序做了調整，頭版是以各抗日根據地新聞為主的要聞版，二版是以根據地為主的國內新聞版，國際新聞與副刊則被放到了三版、四版。這種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的風格其實就是毛澤東辦報思想的精髓。后來，毛澤東同志關于黨報聯系群眾的思想被概括為“群眾辦報”。

　　毛澤東同志為什么要堅持“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呢？最主要的一點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需要。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和新興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同時，黨的新聞事業也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誕生。在革命戰爭年代，宣傳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為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報紙工作路線而努力，這就是“全黨辦報，群眾辦報”路線，它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群眾路線這一黨的工作的根本原則在新聞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它要求各級黨委黨組織加強對報紙和其他各種新聞工具的領導，充分組織和發動黨員、群眾支持并參與新聞工作，建立各級通訊員網絡和發行小組，重視讀者來信，經常開展讀報評報等活動等。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波瀾壯闊的斗爭與發展歷程中，新聞始終是戰斗的號角、有力的喉舌、銳利的思想武器。

　　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和資產階級新聞事業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也是在繼承中國報業的新聞傳統，同時根據革命報業的豐富實踐而發展的。中國無產階級報刊初期曾一度堅持“同人報刊”模式，并對隨后黨的新聞事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實踐活動和新聞思想，從根本上深受馬克思、恩格斯辦刊思想和列寧、斯大林等新聞思想和新聞實踐活動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然而我們黨沒有走“拿來主義”的路子，而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報紙工作路線。到延安時期，黨的新聞事業獲得極大發展，在各革命根據地廣泛開展報刊工作，“全黨辦報，群眾辦報”路線得到全面認可，自此，充分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參與報紙工作成為全黨新聞工作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開創了新局面，創造了革命根據地報刊事業發展的奇跡。

　　總之，“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思想，吸收了世界無產階級新聞思想中的優秀成分，并結合中國實際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聞事業發展道路，對黨的新聞事業發展，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