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之“罪”——西班牙記者起底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的套路

　　新華社北京2月5日電?“西方主流媒體以及一些政府和政客每天都在恐嚇我們：中國崛起對世界構成威脅，對西方尤甚。”西班牙資深記者哈維爾·加西亞在他的新書《中國：威脅還是希望》中寫道。

　　加西亞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這純屬無中生有。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崇尚和平的國家，從未試圖征服誰，也未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誰。”

起底美西方“輿論戰”套路

　　“美國充當全球霸主的時日已經不多了，但它拒絕接受這一現實。于是，美國就像章魚般伸出觸手，在經濟、貿易、科技、政治、衛生、媒體、情報等多個領域攻擊中國，破壞新疆等地區穩定，支持分裂勢力，并利用其軍事優勢恐嚇中國。”加西亞分析道。

　　加西亞曾在西班牙語世界影響力最大的通訊社埃菲社工作了20多年，常駐過巴勒斯坦、委內瑞拉、德國、中國等地。在他看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無非是美國政府試圖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鬼把戲”。

　　在美國發起的多條對華“戰線”中，加西亞對美西方“輿論戰”套路最為熟悉。他指出，美國政府與媒體利用其強大的議題設置和主導能力，“引領”著其他西方媒體，在全球范圍內發起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其做法是“好的一律不報”“不好的添油加醋”。

　　在書中，加西亞歷數了西方媒體的“套路”：中國富裕的企業家不是“企業家”而是“寡頭”；中國腐敗官員不是“被解職”而是“被清洗”；中國對外投資不是“投資”而是“債務陷阱”；中國追蹤新冠確診病例活動軌跡的行為不是“流調”而是“監視”；中國部分城市宣布“封控”不是“防疫需要”而是“侵犯人權”……

　　當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匯來詆毀中國時，西方媒體又發明了一種“萬能句式”：“中國經濟在增長，但代價是……”“中國加大環保力度，但代價是……”“中國城市變得更加智能，但代價是……”“北京冬奧會還算成功，但代價是……”“中國拉動柬埔寨經濟增長，但代價是……”

　　“美國媒體設置議題后，其他西方媒體很難跳出這一既定框架，導致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媒體重復著幾十條非常類似的涉華新聞。”加西亞說。

親歷多元、迷人的中國

　　2018年，加西亞被埃菲社派往中國常駐。這給了他近距離觀察中國的機會，讓他發現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不同于西方媒體塑造的中國。他對中國在消除貧困、生態保護、節能減排、共同富裕、科技創新等領域取得的成就非常贊賞。

　　“到中國后，我嘗試拋開所有偏見，保持清醒開放的頭腦，客觀地觀察中國。我驚喜地發現，中國并非是西方媒體所描述的中國，它非常多元，非常迷人。”加西亞說。

在交談中，加西亞提到了他認識的一位采訪對象丁艷（音譯）。34歲的丁艷家在西安市，是一名英語翻譯。她出生在山東農村，小時候與奶奶、父母和5個兄弟姐妹擠在一個破舊老屋里。上學之余，她還要幫家里干繁重的農活。如今，她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也都住進了城里，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洋溢在中國普通人臉上的幸福感，讓加西亞深受觸動。而一些西方媒體罔顧事實、刻意抹黑中國的做法，則令他生厭。2021年9月，他在推特上連發14條推文，宣布將放棄從事30余年的新聞工作，因為“令人厭煩的反華‘信息戰’幾乎耗光了我的新聞職業理想”。

加西亞說，西方媒體總是宣揚所謂“新聞自由”，但一用到中國報道上，就成了“逢中必反”的套路，他們“只會說一模一樣的話”“從不脫離既定劇本”。

在下定決心辭職的同時，加西亞也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寫一本關于中國的書。“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方媒體癡迷于抹黑中國形象，誤導西方民眾，讓人們看不到中國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著書反擊西方媒體抹黑

　　為了寫好《中國：威脅還是希望》，加西亞到新疆、深圳等地開展了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他在書中細數了中國開展精準扶貧脫貧的做法和相應成效，闡明中國為全球減貧事業帶來的希望和鼓舞；介紹了中國解決貧富差距、實現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有益嘗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在共同富裕等理念上的傳承和延拓；澄清了西方媒體在涉及中國民主、人權、防治污染等問題上的錯誤引導，感嘆中國在實踐中試錯并找到最佳解決方案的智慧和高效。

　　談及中國的防疫政策，加西亞認為，中國在病毒致病性減弱后優化調整疫情防控措施，是尊重生命的表現。“任何一個政府都應優先保障國民的生命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防疫政策無疑是成功的。”

　　在加西亞眼里，中國不僅不是威脅，反而代表著一種希望，因為“中國崇尚多元發展，從不強人所難”，這意味著“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將成為構建更加公正、和平的全球新秩序的關鍵性支柱”。

　　針對一些國家炮制所謂“中國威脅論”、欲將世界拉入“新冷戰”陷阱的圖謀，加西亞非常不滿。在他所憧憬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和平相處，所有商品都自由流通，商品、知識和文化交流取代武器和炸彈橫飛，有限的資源被用于增加所有人的福祉，而不是僅讓少數人致富。

　　“這正是中國想要的。”加西亞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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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察｜霸道的“規則” 霸權的“秩序”——起底美國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新華社北京5月7日電　“我們常聽到一個說法叫做‘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說法，《聯合國憲章》里沒有，各國領導人在聯合國通過的宣言里沒有，聯大和安理會決議里也沒有。我們一直想問，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到底是基于什么樣的規則，基于誰制定的規則，這些規則與國際秩序之間是什么關系？”今年年初，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聯合國安理會一場公開辯論會上發出這番質問。

　　美國一些政客如今張口閉口“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卻從未向世界解釋清楚上述關鍵問題。這并非他們“粗心大意”，而是有意為之：他們不愿清晰定義，也不想解釋清楚，因為那會妨礙他們隨心所欲地給他國扣帽子，因為他們自己經常玩弄“雙重標準”，因為事實真相會戳破其虛偽假面。

　　就算美國不說，世人也知道：美國口中所謂的“規則”，就是其說一不二的霸道規則；所謂的“秩序”，就是“美國優先”的霸權秩序。

尋找說辭：為自己非法行為穿上合法外衣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并非新說辭。美國芝加哥大學學者保羅·波斯特表示，這一表述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后越來越多地被美國政府使用，其目的就是為自己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行為尋找說辭。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獲得獨霸全球的地位，為擺脫聯合國體系和國際法的約束，美國人炮制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說辭，用來美化包裝霸權主義。伊拉克戰爭是一個典型例子——美國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其軍事行動師出無名，就連法國、德國等盟友也強烈反對。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說，能夠隨時使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似乎已成為美國政客或官員的一項工作要求。

　　俄羅斯戰略規劃與預測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大·古謝夫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美國刻意保持“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定義的模糊性，因為這些所謂的“規則”越不具體，美國就越能對其隨意“裝扮”。一旦有國家違背美國的意愿，美國就可指責其“違反規則”，就有理由對其進行懲罰。

　　在伊拉克大學新聞學教授穆罕默德·朱布里看來，這些所謂“規則”在行動上的具體表現就是：政治上，美國奉行強權政治，強迫他國服從；經濟上，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控制，掌控他國經濟命脈；安全上，美國在全球設置大量軍事基地，還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各國進行監聽；科技上，美國壟斷核心技術，不擇手段阻礙他國研發，確保自身領先地位；意識形態上，美國把西方價值觀鼓吹為“普世價值”，向非西方國家強行灌輸。

　　歸根結底，在美國看來，順從它的要求，服從它的意志，就是“遵守規則”，否則就是“破壞規則”。用意大利國際問題專家賈恩卡洛·埃利亞·瓦洛里的話說：“‘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實際上就是另一種版本的強權政治。”

雙重標準：“必須遵守國際法，除非你是美國”

　　2018年4月14日凌晨，火光撕破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夜空。美國、英國、法國對敘利亞發動這次空襲的理由是，敘政府用“化學武器”攻擊反對派武裝控制區。

　　時任敘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巴沙爾·賈法里曾不止一次在聯合國會議上痛訴美國等國污蔑敘利亞政府，而美方對此充耳不聞，繼續肆意對敘進行制裁和軍事打擊。曾有一張賈法里坐在聯合國總部大樓休息區的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身形高大、西裝革履的他低著頭，背稍屈，雙手交握，身影中透出疲憊。在他身旁的窗外，樓下一座亭子里懸掛著“和平鐘”。

　　國際輿論從這張照片中感受到“弱國外交官”的悲涼與無奈。但反過來看，敘利亞的遭遇更凸顯了美國及其盟友對國際法的蔑視。

　　敘利亞陷入內戰后，美國深度介入，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其軍事行動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未獲敘政府同意。美國學者瑪戈·帕特森說，在戰爭問題上，美國一貫表現出國際法只適用于其他國家，而不適用于美國自身。

　　眾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種秩序，就是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美國宣揚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真實意圖是要在現有國際法體系之外另搞一套。當國際法符合美國利益時就強調要遵守國際法，反之就不談國際法，而強調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其所作所為本質上就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把自己的標準和意志強加于人，為“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大開后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魏南枝指出，二戰結束后，以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為基礎的全球性政治、安全、金融、貿易、文化等秩序得以建立。但是，美國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始終是合則用、不合則棄。

　　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美國蔑視聯合國憲章確立的自決、主權及和平解決爭端等概念，自二戰結束以來，不斷發動戰爭或策動“顏色革命”，試圖推翻50多個外國政府，粗暴干涉至少30個國家的民主選舉；在經貿領域，美國頻繁對他國發起貿易戰，世貿組織明確認定美對華關稅戰違反全球貿易規則，美國卻置之不理，還阻撓世貿組織上訴機構任命新法官；在金融領域，美國不僅利用美元的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向全世界收取“鑄幣稅”，還操縱國際金融組織，在援助他國時要求受援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市場開放，為美國資本滲透和投機減少阻礙；在科技領域，美國時常把自己的“家法幫規”包裝成國際規則，比如推出《芯片與科學法》等法案，通過長臂管轄堂而皇之地遏制其他國家科技發展。

　　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曾在《外交政策》網站撰文說，美國在認為國際秩序不利于自己時，就按自己的意愿忽略、逃避或改變秩序。即便是美國的盟友也希望美國能遵守自己倡導的秩序。

　　“必須遵守國際法，除非你是美國。”美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麥科伊如此說。

霸權衰落：“‘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垂死掙扎”

　　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美西方相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國越發強調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目的在于維護自身不斷衰落的霸權，阻礙國際格局演變和世界多極化潮流。

　　為體現所謂的“價值觀”，美國操弄意識形態工具，給“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披上“自由”“民主”外衣，把美國眼中的“競爭對手”丑化為破壞“自由”“民主”的“威權國家”，但這樣的花招蒙蔽不了世界。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于潔認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暗含的意思是，世界各國都應當實行西方民主模式。但這套政治制度自身出現很大問題。過去十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問題上更加積極地要求提高自身話語權。這種訴求今后會更加強烈。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問題學者袁莎指出，這些年來，美國對自身霸權衰落的焦慮感急劇上升，因此想利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說辭來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進行遏制打壓。尤其是拜登政府上臺后，積極拉攏盟友伙伴構筑小圈子，建立排他性、陣營化的偽多邊體系，以“家法幫規”代替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規則，阻礙構建包容、開放的國際秩序。

　　國際社會的確需要規則和秩序，但它們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制定，而不是誰的胳膊粗、氣力大誰就說了算，更不能只服務于少數國家、少數群體的利益。

　　“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實際是不公平的‘西方秩序’。”法國前駐美大使熱拉爾·阿羅說。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垂死掙扎。”美國麥卡萊斯特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安德魯·萊瑟姆說，而有些人還沒有認清這一現實。

　　說到底，被美國一些政客天天掛在嘴邊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過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辭。其真義，一是“維護霸權”，試圖延續其頤指氣使、高高在上的“例外”地位，一是“逃避現實”，力圖掩蓋其對非西方世界崛起這一世界大勢的抗拒心態。

國際觀察|“美國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誠的仆從”——起底美國同盟體系

　　新華社北京5月28日電（記者柳絲）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最近參加活動時發表演講說：“我們將毫無歉意地在國內推行產業戰略，但我們明確承諾不會丟下我們的朋友。”對于沙利文這番表態，日本多摩大學規則制定策略中心副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評論道，這些“悅耳動聽”的話語并不能讓美國的伙伴感到安心，因為美國通過制定《通脹削減法》和《芯片與科學法》等法案，讓美國公司擁有了比來自盟國的競爭對手更大的優勢。

　　近來，越來越多“盟友”不愿緊跟美國的腳步：法國、德國等國政要呼吁“避免成為美國的附庸”；沙特等中東國家謀求戰略自主的步伐加快，中東地區迎來一波“和解潮”；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一再拒絕跟隨美國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哥倫比亞拒絕美國的提議表示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越來越多的國家日益發現，美國把同盟體系當作維護自身霸權的工具，要求“盟友”服從美國意志，甚至為了美國利益“背后捅刀”。正如德國聯邦議院議員塞維姆·達代倫所說：“美國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誠的仆從。”

?“沉迷于自己首要位置和主導地位”

　　美國同盟體系始于二戰之后，主要標志是1949年北約的成立。此后，美國又建立了美日、美韓、美菲等一系列雙邊同盟，逐漸構筑起遍布全球的同盟網絡。這些同盟關系圍繞美國霸權地位形成，最初是為在冷戰中應對來自蘇聯的所謂“安全威脅”而成立，但在冷戰結束后并沒有壽終正寢，反而繼續加強。為鞏固自身霸權，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挑動國家間矛盾，其“盟友”們不得不依附于美國。

　　北約東擴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美國主導下，北約以俄羅斯為“假想敵”，不斷東擴。巴西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何塞·路易斯·菲奧里指出，美國到處散播“俄羅斯恐懼癥”論調，好像不妖魔化外部敵人，西方就無法團結起來。

　　烏克蘭危機升級，歐洲大陸重燃戰火，正是源于北約對俄全方位的地緣戰略擠壓。美國的目的是用戰事削弱和拖垮俄羅斯，同時也借機壓榨歐洲“盟友”，確保對它們的掌控。

　　近年來，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頻頻炒作所謂“中國威脅論”，在亞太地區加緊構建三邊或多邊安全合作體系，包括美日澳合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等，謀求構建“亞太版北約”，甚至引入域外“盟友”，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這些舉動的真正目的就是遏制打壓中國，同時借機加強對亞太“盟友”的控制，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

　　拜登政府上臺后，打著“重回多邊主義”的旗號，大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以意識形態劃界、陣營對抗的方式來割裂世界。最近，美國在這方面的動作越來越密集：與日本、韓國強化三邊軍事合作，推進情報共享機制，將“核保護傘”觸角伸到東北亞地區，把組建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提上日程；宣稱美國與菲律賓共同防御條約第四條適用于南海，還拉日本欲建立新的美日菲“三方聯盟”；作為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協議的一部分，美國國防部已經要求國會授權向澳大利亞轉讓核動力潛艇。

　　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G7）最近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這一機制是美國同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霸權的重要支撐，因此峰會在美國主導下發表聯合聲明抹黑攻擊中國。埃及埃中商會秘書長迪亞·赫爾米說，美國試圖照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套路，利用G7峰會在亞太地區挑起沖突。G7是一個被美國操縱的“政治化團體”，以犧牲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為美國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

　　但美國拉幫結派、煽風點火之舉并不符合很多“盟友”的根本利益，許多國家不愿跟隨美國與中國搞對抗。澳大利亞“對話”網站刊文指出，如果美國要遏制中國，就得領導一個致力于同一目標的聯盟，而“美國這種抱負令它的許多盟友越來越不安”，“在美國的親密盟友中，似乎沒有這種愿望”。澳大利亞前外長鮑勃·卡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表示，堪培拉不需要一個“沉迷于自己首要位置和主導地位”的美國。

?“炮火甚至會對準盟友”

　　“不要再談論‘北溪’了。”美國《華盛頓郵報》今年4月初發表文章指出，西方國家官員并不急于查明“北溪”管道爆炸的真相。用一名歐洲外交官的話說，他們寧可找不到答案，也不想去面對“盟友”是肇事者的可能性。

　　而這位“名字都不能提”的盟友，就是美國。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曾經在談到美歐關系時這樣比喻：美國人負責“做飯”，歐洲人負責“洗碗”。從美國同盟體系內部來看，美國與“盟友”之間就是這樣一個不平等的主從關系。

　　美國在盟國駐軍，使盟國依賴于美國軍事力量的同時，也加強對盟國的控制。美國智庫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會202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在海外80個國家和地區設有750個軍事基地，幾乎是美國駐外使領館和使團數量的3倍。與此同時，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等同盟條約都有免責條款，規定在特定情況下美國可以放棄履行條約義務，以確保華盛頓掌握更多主動權。

　　當“盟友”與美國立場不一致時，美國就動用各種手段對其施壓。今年4月，法國國民議會舉行了一場關于外國干涉問題的聽證會。法國前經濟部長阿諾·蒙特堡細數美國多年來對法國的霸凌行為，比如法國2003年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因此遭到美國報復，關鍵武器部件遭禁運，導致法國“戴高樂”號核動力航母正常服役受到影響。“這是號稱是法國‘朋友’的國家采取的報復行為。這是對我們主權的干涉。這樣的干涉已發生多次，未來可能還會重現。”

　　“盟友”還要長期忍受美國無孔不入的監聽。從2013年曝光的代號“棱鏡”的秘密監聽項目，到2021年媒體爆料美國通過丹麥情報部門監聽歐洲盟國領導人，再到最近發生的“泄密門”事件，暴露出美國從未停止對其“盟友”的大規模監控。法國前總理弗朗索瓦·菲永日前在公開聽證會上坦言：“我確實遇到過外國干涉，大部分時間，這些干涉來自一個友好同盟國家——美國。”

　　美國為自身利益而對“盟友”背后捅刀的行為不勝枚舉：為幫美國企業打壓競爭對手，利用“長臂管轄”拆解法國的阿爾斯通公司；為保護美國公司利益，對歐洲企業揮舞關稅大棒；因土耳其采購俄羅斯武器而對土實施制裁；疫情期間多次高價搶購、截留“盟友”防疫物資；從法國手中搶走澳大利亞數百億美元的潛艇訂單；推出《通脹削減法》《芯片與科學法》，直接損害歐洲相關產業競爭力……英國《經濟學人》周刊文章指出，美國的經濟民粹主義威脅著歐盟的長期競爭力，“不僅歐洲大陸的繁榮受到威脅，跨大西洋聯盟的健康也受到威脅”。

　　德國席勒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賽巴斯蒂安·佩里莫尼說，美國單極世界的邏輯決定了“美國的炮火甚至會對準盟友”。

?“沒人愿與霸凌者為伍”

　　“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曾對美國的全球同盟體系引以為傲。

　　而如今，不少“盟友”不愿事事緊跟美國，甚至在某些事件上與美國保持距離。“沒人愿與霸凌者為伍。美國人將發現自己被世界其他地方孤立。”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網站一篇文章這樣解讀背后的原因。

　　5月19日，第32屆阿拉伯國家聯盟首腦理事會會議在沙特阿拉伯吉達舉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時隔12年重返阿盟峰會，不少國際觀察人士將此視為阿拉伯世界重回大團結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卻譴責阿盟重新接納敘利亞，稱美國不會同巴沙爾政權實現關系正常化，也不支持“盟友”伙伴采取此類行動。

　　阿盟重新接納敘利亞一事證明，美國通過挑撥矛盾、煽動對立來操控地區局勢的做法不得人心。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研究中心在一份題為《中東：從十年沖突到和解時代到來》的報告中指出，拜登政府對阿拉伯“盟友”的關切毫不在意，不征求它們意見便在地區重要問題上作出單方面決定。如今，中東地區力量對比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地區秩序不再受美國操縱。

　　土耳其亞太研究中心主任塞爾丘克·喬拉克奧盧說，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在中東地區不僅頻頻動用武力，而且濫用單邊制裁，這些都是中東民眾反美情緒激增的主要原因。華盛頓研究所去年11月進行的民調顯示，近六成沙特人和阿聯酋人表示，“現在不能指望美國，應該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俄羅斯或中國”。

　　中東“盟友”尋求擺脫美國控制的舉動并非偶然。在歐洲，“戰略自主”再度成為領導人發言時的高頻詞。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歐洲必須為戰略自主而斗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說，“沒有自治，我們就無法擺脫依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歐洲“能夠并且必須打造獨特的歐洲方針”。

　　“美國的主要盟友都喊出‘不再做附庸’，這恐怕預示著美國主導地位走向終結的開端。”歐亞時報網站評論說，“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軍事聯盟的世界里……當今世界是多極化的，不結盟可能成為最強大的全球新秩序。”

　　“美國正在變得孤單。”觀察國際格局的走向，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得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