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經濟戰線風云錄”系列報道

樣文一：經世濟民為蒼生

——建黨之初經濟主張與實踐

　　本報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1921年7月的一個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的一幢住宅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悄然開幕。懷揣著理想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這一綱領在經濟方面明確主張：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當我們再一次踏進歷史的河流，追尋先賢的身影，試圖探尋黨在經濟戰線風云激蕩漫漫征程的思路源頭和敘事起點之時，不難發現，在黨的早期文獻中，無論是涉及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主張，還是關乎對中國政治經濟基本國情的分析，都實實在在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伊始，就以挽民族于危亡之際、救民眾于水火之中為己任，將自身奮斗目標鎖定在經世濟民這一重大主題主線之上，并始終不渝地堅持著、奮斗著。

　　力倡馬克思主義 主張生產資料社會公有

　　翻開建黨初期一幅幅歷史畫卷，早期共產黨人提出的那些經濟主張，于點點滴滴之中，無處不彰顯他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博大胸襟，以及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沖破黎明前黑暗的勇氣和決心。

　　百年前，面對民族的苦難和百姓的凄苦，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冊發表了題為《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的文章。在文中，他對當時中華民族之命運做出憂慮至深的表達。他說：“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實無容諱言。”一年后的1919年8月，針對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進一步闡明了他救亡圖存的出路和主張。他說：“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釗又在《新青年》分兩期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深入表述了他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他認為，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下資本家掠奪勞工生產的方式，資本家的利益就在于增加剩余價值。資本家通過“盡力延長工作時間”以及“盡力縮短生產工人必要生活費的時間”，不斷獲取剩余價值；由于無產階級的貧困，資本家在資本主義下已失去救濟的能力，階級的競爭因而更加激烈。“凡物發達之極，他的發展的境界，就是他的滅亡的途徑。”資本主義趨于自我消滅，也是自然之勢，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建黨之初的部分經濟主張與李大釗充滿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的思辨一脈相承：“共產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要是生產工具收歸共有共用了，私有財產和憑銀制度就自然跟著消滅。”而且，“社會上個人剝奪個人的現狀也會絕對沒有，因為造成剝奪的根源的東西——剩余價值——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預言，既彰顯出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根基，更昭示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

　　理論聯系實際 領導工人開展經濟斗爭

　　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的解決。這是李大釗在與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之爭時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它一語道破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對我們黨早期針對中國國情和革命形勢的科學判斷，以及隨后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迄今，仍值得我們持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探究。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指出，“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外國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這一描述，讓我們看清了百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由來，還從中感悟到那時被壓迫在社會最底層的工農民眾的無助和絕望。基于此，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經濟工作實踐，必然地選擇了以組織策動廣大工農群眾團結起來，為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而展開經濟斗爭為發軔起點。

　　1925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經濟斗爭的決議案等30多個決議案。決議明確指出，“勞動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推翻、政權完全操入勞動者手中之后”，進而決議提出工人階級在經濟上一系列具體要求。大會閉幕不久，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同盟罷工。5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為中心口號，將工人群眾的經濟斗爭轉變為社會各界人民反帝的政治斗爭。

　　為試圖緩解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帝國主義列強照會段祺瑞政府，提出召開關稅特別會議，允許中國開征2.5%附加稅。共產黨人認為，列強策劃召開這一會議，是帝國主義拉攏北洋政府、緩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緩兵之計”，也是北洋政府借機解決財政困難、維持政權運轉的“伎倆”。為此，中共上海區委相關人員堅定表示，“我們自始即根本反對之，主張無條件關稅自主”。

　　同年10月26日，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英國、美國等國以及段祺瑞政府均派代表參加。此時，在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北京學生聯合會、愛國運動大同盟等團體，不顧軍警阻撓和鎮壓，連續舉行示威游行和集會，強烈反對關稅特別會議的舉辦，要求“關稅自主”、段祺瑞“下野出京”，參加群眾超過5萬人。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這場愛國運動很快蔓延至全國各地，得到普遍響應，關稅特別會議最終無果而散。這場關稅自主運動，隨之成為我黨早期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運動而載入史冊。

　　經受時代考驗 不斷開創歷史偉業

　　透過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經濟主張和斗爭實踐，可以清晰看到一條貫穿始終的主題和主線，一言以蔽之，經世濟民為蒼生。

　　從建黨的那一天起，我們黨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始終不渝將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一百年來，面對經濟戰線的錯綜復雜，我們黨都始終把握歷史主動、錨定奮斗目標，沿著正確方向堅定前行。我們黨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辦事，尊重經濟規律，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初次傳播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從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打響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貨幣戰爭到實現“耕者有其田”、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從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轉折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從此，中國人民開始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中華民族開始艱難地但不可逆轉地走向偉大復興。

　　一百年來，面對經濟戰線中一次又一次的難得機遇，我們黨不斷認清自身所處的歷史方位，在亂云飛渡中砥礪前行，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整體上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

　　一百年來，面對經濟戰線中一次又一次的艱難挑戰，我們黨不斷自我革命和自我凈化，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提高，直面和解決復雜風險挑戰、應對和處理高難度經濟危機的能力日益增強。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在逆全球化趨勢加劇的國際大背景下，對有的國家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貿易摩擦以關稅反制，從容應對；還能在全球突遭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的復雜形勢下，充分運用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的優勢，逆水行舟，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百年雨雪風霜、百年大浪淘沙、百年風華正茂。回望昨日，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百年進程中強烈的邏輯一致性和歷史必然性。建黨百年經濟戰線的風云激蕩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反之，我們將一事無成，甚至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