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村并居問題，能否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

　　近日，一些地方農村合村并居引起了輿論關注。所謂合村并居，就是把臨近的幾個自然村拆除，農民合并居住到新的社區。據說，推進這件事的背景是一些農村村級組織運轉成本高、基層負擔重，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費嚴重，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公共服務水平低，等等。計劃通過合村并居改革落后的農村結構和管理體制，改善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更好的集約土地發展經濟。

　　應該說，初衷是好的。但個別地方在工作推進中引發群眾不滿、輿論質疑，很重要的原因是實際操作背離了初衷。還沒有把何時何地建好新的社區向群眾說清楚、講明白，就開始拆遷動員；剛建好廣場、路燈、硬化路的“美麗鄉村”說拆就拆；補償標準不由分說，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以影響子女上大學、考公務員等，威脅逼迫“釘子戶”盡快拆遷……種種做法和文件里合村并居的美好愿景相去甚遠。

　　問題出在哪？太急。心急，急于求成；出手急，不顧群眾感受。這樣就出現了不區分實際情況、不做耐心細致的工作、強力推進、強令上樓的現象。根本的還是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存在長官意志、替民做主的問題，容易滋生工作中簡單粗暴的做法。

　　由于拆遷工作推得急，后續政策跟不上，一些農民房屋被拆后，住在臨時搭建的板房里；一些農民雖然上了樓，但干的還是地里的活，在田邊搭窩棚；一些原本各有所居的農民被安置在一套房里，婆媳矛盾、翁婿矛盾激化……

　　本來想辦好事，卻搞得怨聲載道，甚至辦成了讓群眾失望的蠢事。這其中，除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問題，還得深入分析，“齊步走”“一刀切”式的合村并居，適不適合當地的發展階段、經濟基礎、社會文化傳統。中國農民安土重遷，土地、祖宅、住房絕不僅僅是物質財產，更是精神依托。農民上樓容易，但上樓后的工作、生活怎么安排，不是靠“倒逼”就能解決的。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容不得漠視群眾意愿、損害群眾利益，更容不得違反法律、背離法治。不久前，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民法典，全社會保護公民民事權利的意識空前提高、氛圍濃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政府要以保證民法典有效實施為重要抓手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行政監督的重要標尺，不得違背法律法規隨意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增加其義務的決定。”希望各級領導干部在處理合村并居這樣的問題時，真正對標對表，把民法典體現的對公民人身、財產、人格的保護精神落到實處，把法治政府建設的要求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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